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
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
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
我们
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