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说到“我心疼你们所有人”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时，在场的男人们也都开始哭出声来。谁都忍不住泪水，控制不住自己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我回到老家的村里……
“你和谁住在一起？”
在整场战争中，我全家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等待……
我带回一块肥皂送给孩子做礼物，这在那时候可是相当讲究的礼物了。可是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味道，以为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年轻妇女，但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有人说她女儿回来了，她从菜园子里一蹦就跳到大街上来，看到我，张开双臂就跑过来。我也认出了她，朝她跑去。她还差几步才跑到我身边时，突然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我也瘫倒在她旁边。我又亲吻妈妈，又亲吻土地，心中充满了爱和恨。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则我根本就认不出是她……
“我早先和奶奶住在一起。后来她死了，我把她埋了。我每天都去看她，求她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她、吻着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死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级派我把一部打字机送到另一个游击区去，在鲍里索夫地区。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德文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可是当我沿途经过帕利克湖地区时，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于是我就耽搁在那儿了……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一个飞行员问她：“在这儿你是跟谁过啊，小姑娘？”
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没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着等待上级随时下达任务。男人在抽烟、在玩牌，可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在坐着缝头巾。我们终究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的是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像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出的照片。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婆婆帮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儿。我一路紧跑赶到郊外的托儿所，可是那儿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几位乡下女人示意我，孩子们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她们说也许是进城了。原来，托儿所里只有两位保育员，她们不等到汽车来，就带着孩子们步行离开了。从这儿到市区有十来公里，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两岁。我亲爱的，为了找他们，我到处转了两个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都不敢相信了。上帝啊，孩子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有的还发着高烧，像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都已经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走路到市里来的，还迷了路，几个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廖尼亚……”
等游击队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蜕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待从大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会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
我亲爱的，这样的事情难道我能忘记吗？塔玛拉和她的孩子与我们一起分吃土豆皮。为了给儿子送点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