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