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干净。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紧紧拧住并且生锈的螺丝钉好像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想故意为难似的，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像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他是集体农庄唯一的正规拖拉机手，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脏话。“嘿，他妈的！”……他骂的声音倒是很轻，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一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排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对读书着迷，被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们家人一起去顿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战争。携带军事委员部特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上战场。我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干脆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你还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就请你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
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诗歌，在从地里回家的长长道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人们纷纷离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说：“你们都还年轻，要逃生去啊。”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平底凉鞋扔掉了，我们是光着脚走进这个哥萨克镇的。火车站站长提醒所有人：“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着脚丫子踩进燕麦里，用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儿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那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好人。永远不能忘记！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梅德韦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冻成冰棍了，动都动不了，只好站在那儿，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断骨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亏有和我们一起来的什么人还记得我们。来了一辆装满人的四轮大车，他们就把我们拴在车子后面，给我们穿上棉袄说：“你们得走走路，不然会冻死的。身上没暖过来，不能让你们上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
弗兰克村，又叫五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主席听说我是从列宁格勒来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级，高兴得很：“这很好，你就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
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农庄主席身后挂着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
“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