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带到奥伦堡州的新特罗伊茨克城，开始在工厂工作。天气冷到了这种程度，连房间里的大衣都被冻结了，你拿起大衣，它沉重得就像一块劈柴。我们四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周都工作七天。
我们盼啊盼啊，盼望战争结束那天，盼望最后的那一刻。那是凌晨三点钟，宿舍里突然喧闹嘈杂起来，工厂经理和其他领导突然进来大声叫喊：“我们胜利啦！”那时候我都没有力量起床了，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我自己又倒了下去，他们一整天都不能把我弄起来。由于喜悦，由于强烈的情感，我居然瘫痪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爬起来……冲到大街上，我想拥抱每一个人，我想亲吻每一个人……
——克塞尼亚·克里门特耶夫娜·贝尔科
胜利，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啊……
我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墙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是用随手捡到的一块煤渣写的：“我，一个从萨拉托夫来的俄罗斯姑娘，打败了你们！”所有人都在国会大厦的墙壁上留下了字迹，留下了话语，有欢呼，也有诅
我本来可以和他见面……但我很害怕见面……
那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与德国关系很好，经常有德国中学生来我校参观。他们到莫斯科时，我们带他们一起去剧院，一起唱歌。我还认识了一个德国男孩……他歌唱得太好了。我和他交了朋友，甚至爱上了他……在整场战争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这时见到他并且认出来，该怎么办？莫非他也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我是很重感情的，从小就非常敏感。想到这些，真让我害怕！
有一次，我在田野上走，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我们在给自己的牺牲者收尸，不理会德国人的尸体……但我似乎感觉他也躺在那里……是的，有个十分相像的年轻小伙子，躺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在他的尸体旁站了很长一段时间……
——玛丽亚·阿纳托利耶夫娜·弗列罗夫斯卡雅
您想知道真相吗？可是我自己却很害怕真相……
那是在德国……我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很多德国伤兵……
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一条腿已经截肢了，就躺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有人对我说：“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佬吧。”
我赶紧往病房跑，心想也许是他又出血了，或者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可是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不发烧，啥事儿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呐……”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维拉·约瑟夫娜，要派您去护理德国伤兵。”
不久前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们有一个士兵……怎么对您解释呢？他的家人全都被杀死了。他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或许只是喝醉了？反正越是快要胜利了，他喝得越多。在屋里和地下室里总是可以发现酒，杜松子酒。他喝啊喝啊，突然就拿着枪冲到德国房东的屋子里去……打空了子弹夹……谁都没有来得及追上他。我们跑到那里时，屋子里已经全是尸体了，还有孩子的……我们缴下他的枪，把他捆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叫骂：“让我自己杀死自己吧。”
他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最后遭到枪决。我为他惋惜，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全部战争都打过来了，都打到了柏林……
这件事情能够写出来吗？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遇上了战争……
那年，我才刚满十八岁，收到一份通知书：到区执行委员会去，带上三天的食物，两件衬衣，还有喝水杯子和吃饭勺子。这叫作：劳动前线大征召。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呐……”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
那意思，似乎是他的命已经被保住了。他杀过我们的人，我们却救了他的命。我不能告诉他，真实情况是他已经不行了……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真想不到……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到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服从。谁让我是军人呢……”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要我每天照顾他们，给他们减轻疼痛，可是却使我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完成任务，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我是作为医生，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这些我可做不到。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但要同他们谈话，没门儿。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做夜间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