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一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
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人跟我们讲过……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的任务是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点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
“我也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就做饭，到晚上再去给战士们洗洗衣服，还去站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玛丽亚是个高个子姑娘，身体已经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裹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
我丈夫总是反复地对我说：“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史诗！史诗啊！”
——达吉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
战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回家时右手已经少了一根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里干活。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
我一直给士兵们洗衣服…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的是上铺，那儿算是我的“小房间”，可后来堆满了行李。
您是什么年龄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于是我同意了。
……
我们从军列上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反正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大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
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
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虑我什么事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可我没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或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