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