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部分人认为应该对苏作战并且越快越好。因为最近几次边境摩擦中苏军都显得很疲弱，判断这与它内部近期发生的肃反有关。
所有这些人构成对华讲和派，主张设法与南京沟通，拉它加入同盟。
但另一部分人，也就是目前声音占上风的那部分，他们认为应该趁热打铁进一步压迫南京，逼他订城下之盟，同意刚才所说的：
放弃联苏容共方针；承认满洲现状；承认察哈尔及绥远在内华北五省自决的结果；同意与日本签订盟约和全面协作协议这几项要求。”
中田说完叹息了声：“我来之前得到确切消息，米内海相已要求第三舰队所有舰船全部赴上海参战，撤退武汉及长江沿线侨民并将老弱送回日本，青壮就地组织民团参战；
这让石原等日军将领大吃一惊，认为这个人危险，有可能作用更坏。
后来发现东北军易帜后中央军并未大举进驻，日军方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就种下了日本发动事变的根源。
1929年东北军和苏俄军在边界上的冲突，让日本人感到了它的虚弱无力。
石原等人鼓吹全面占领满洲，并制订了极其冒险的计划。
他判断当时有水灾、共产党苏区和苏俄崛起的背景，中国缺乏对外外交往的手段和可以支撑这些手段的武力，对日本只能是让步。
“是呵，那是因为这要求遭到了列强意外强烈的反对，而大隈重信的对头们趁机发难，以外交策略不正确等口实逼他下野。”中田笑着说：
“元老们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打压政友会的目标已经达到，他便成了可以丢弃的棋子。”中田停了下：
“后来他们继续扶持中国境内的亲日分子，比如段祺瑞、张作霖……。
一战之后总体战的观念树立起来，就有人说日本没有资源，打不了总体战，必须依托朝鲜、满洲才能和大国抗衡。所以有些人就对中国大陆红了眼睛。
那时候俄国闹革命已经不是对手了，英美才是。
“没错！”叔仁点头：“我每回想到这里就不理解，为何日本当年占据青岛还嫌不够，要提出《二十一条》？
这实际不是趁机交好而是恶意得罪邻居的做法，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众矛头对准日本，并首次提出‘抗日’这个词的。”
“呵呵，石三君不理解是因为你没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中田继续说：
“世界资源有限，而日本要成为列强之一势必需要资源，自己没有那就只好通过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和论调。
占据青岛也好，后来提出《二十一条》也罢，根本都是出于攫取的目的，只不过这次狮子大张口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令日本当政者没想到，也引发了国内反对竭泽而渔、与邻交恶的大争论。
另外还将抽调青岛、台湾、本土佐世保和吴港的部分陆战队和水兵赶来上海参战。
米内海相授权长谷川清全权指挥在沪海军部队和舰船，他自己则准备拜望陆相杉山，商议陆军派遣问题。你们看，这不是大打的姿势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中田的介绍让叔仁和大卫捋清了头绪，果然日本对华态度是有个循序
结果事情的发展确实如他所料。
918事变后，日本见英美不过口上厉害，实际没做多少动作，于是胆大起来，石原着手制订了十年吸收满洲的计划。
犬养毅首相上台后也主张缓和对华关系，在他看来，如果日本在中国所为太过分，只会把它逼向联苏、赤化的道路，且不利于日本消化、吸收满洲，这对于日本不仅会形成巨大的威胁，而且未来还会使满洲拖累军队的步伐。
但他支持的谈判可谓昙花一现，并未能给日本踩下刹车。”
中田端起早凉了的咖啡喝，放下杯子继续说：“现在军部只有石原反对卢沟桥事件扩大化，在他看来应该先消化掉满洲并建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然后再谈其它。
南方政府北伐，如果成功就影响日本在华势力，继广州之后，日本面临失去武汉、上海、青岛、满洲系列租界或殖民地的危险，资源生命线捏在别人手里，这滋味不好受！
于是日本就炮制了济南事件，和北伐军面对面碰撞，杀了两、三万人，用这样的挑衅想打断北伐，保自己满蒙的利益。
没想到人家为大局忍了，绕过济南继续北上，日本在各国抨击下再次丢脸，只好偃旗息鼓再找机会。
这时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太软，面对北伐军想保全实力不打恶战，于是在皇姑屯炸死了他。
可他们没想到张学良上台后干脆易帜，至少从表面上服从了中央。
这个条约是大隈重信的作品，之所以提出是和大隈首相本人狂热的对华野心分不开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以他为代表的某些势力对大陆领土的贪婪所致。
想想看，列强削弱、无暇东顾，多好的时机？
可以让日本在迅速自我膨胀中提出这样莫名的要求的，就是企图鼓舞选民使自己重登内阁首相地位的大隈重信。
他如愿以偿拿到了这位置，却让日、中两国民心从此出现深深的裂痕。”
“哼，他也不过在那个位子上坐了一年多时间。”大卫耸耸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