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就是在成化之后，釉里红作品日渐消沉，直至再无生产。
直到康熙期间，因为康熙皇帝的重视，拨巨款研究釉里红烧制技术，这才复烧成功。
可想而知，连官窑举全国之力都烧造的如此困难，更何况民窑了。
因此，釉里红瓷器一直有“瓷器之贵族”声誉，价值极高，丝毫不比青花瓷便宜，极为珍贵！
而带有釉里红的青花瓷器，更是贵上加贵！
“另外，青花釉里红虽然清初民窑也能烧制，但釉里红发色暗淡无光，呈灰红之色，即使下重料也不过是多了几分黑意，看起来死气沉沉，且釉里红烧制代价太大，远不是民窑能承受的起的，导致罕有烧制，哪怕清中期技术有所发展，但呈色一直差强人意，一直到民国期间，民窑的釉里红发色才变的好转……”
“而此款笔筒上的釉里红色，虽然树梢上的釉里红烧飞了，树下的右侧花朵也烧成了灰红，但左侧的这个釉里红花朵，红中带紫又带粉，不但呈色靓丽，且纹饰与青花一样清晰，并且做到了浓淡相间，这样的技术，绝非民窑能烧制出来的……”
“因此，它只能是官窑！”
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是在青花间用釉里红加绘纹饰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
我们通常见的青花瓷，是用蓝色的釉料在坯胎上进行作色，再高温下烧制而成，而现在我们所说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就是在传统的青花瓷制造者基础上，增加一道铜红釉料在瓷器上绘制纹饰的工序，再放到高温窑炉内烧制而成。
他挤开人群，蹲到摊位前，顺手就将此笔筒拿了起来。
近距离观看，细节各处尽显。
高19.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3厘米，器型规整秀气，看起来很雅致，通体施白釉，胎质洁白，釉质青白，釉水滋润肥腴，釉面很均匀，青花发色淡雅青翠，略有晕散感，但丝毫不影响整体画面的精美。
只不过，胎体略显厚重了些，且底足处理的不是很细腻，呈不光滑现象，露胎处有一圈细密的旋环痕迹，足墙两面斜削。
底部施釉，与器身同色。无款。
此款笔筒并非我们常见到的那种圆柱形笔筒，而是为撇口、束腰式，这种形制出自明成化，但略有不同，成化胫部（接近底足的位置）微外撇，而此款笔筒的胫部外撇呈唇形。底足也不同。成化底足为平底，而此款笔筒底足呈台阶形状，俗称“二层台”。
这种底足是康熙早期出现的一种底足方式，但仅限用于大盘和琢器上。
琢器即不能在轮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
不过很显然，此款笔筒乃是仿制的成化器型。
这款笔筒是典型的青花釉里红瓷器，通体以青花和釉里红为饰，但以青花为主，釉里红仅为零星点缀。
眼前的这个笔筒就是此类，要不是画面中的釉里红实在太少，它的价值最少能提高五成！
只不过轮到断代时，秦立心里犯了嘀咕，并未能直接断出年份。
因为此款笔筒的做工在官窑中相对较差，能做到这种成色的，可以说所有清代各朝官窑均可以做到。
“青花釉里红瓷器一直是清代官窑主要瓷器类别之一，一直到宣统
听起来简单，实则烧制起来极其困难。
主要是釉里红太过难以烧制。
釉里红瓷器始于元代，兴于明初，成熟于永宣，精于清初。除了元代、洪武时期、永宣时期、康乾盛世，其他时期的釉里红作品极为罕见。
因为釉里红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以铜为呈色剂，在1300度的高温里，允许的温度差只有10度，也就是连1%的差池都不允许。温度稍高就会失败，就会飞了，就是颜色没了。温度一低就呈黑色，也失败了，非常不好看。因此釉里红的成品率非常低，烧造成本极高，烧造价格集齐昂贵。
因为烧造成本太高，釉里红在历史中几度断烧，烧造工艺几近失传。
通过不施釉的底足，可以清晰看到，胎质不够细腻，略显粗糙，但还算紧密，胎体和釉质的结合也很紧致，从这里可以看出，烧制工艺还算可以，就是做工不够精细。
就这样的做工，就这样的胎质，绝大多数业内人士，只一眼就会认为它是清代民窑仿成化作品。
秦立心中下意识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很快反应过来，青花发色有些对不上号。
清代民窑所使用的青花料是石子青，亦称“无名子”，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发色灰暗清淡，色沉不亮。
而此款笔筒的发色，淡雅青翠，有晕散感，是典型的浙料特征。
腹部绘以原宪甘贫图。缥缈山野间，一华服中年男子，身穿流云大袍，向一身穿百姓服饰的中年男子躬身作揖，身穿百姓服饰的中年男子面容谦逊，拱手回礼。一旁，一随从打扮的男子，手持折扇，向一稚童问话……
笔筒另一面，画面比较简单，绘以折枝山茶花、水仙纹。
从整体布局来看，整幅画面构图严谨，画意浓郁，大面积使用披麻皴技法，来表现山石的结构和纹理，以点染技法浅墨表流云，浓淡相宜，意境幽远；又以釉里红微点树梢，两朵红花藏于树下丛，给这副画面增添了些许活泼之意，尽显国画之文气斐然。
“画工不错，看似粗狂豪放，却很精致，浓淡相宜，明暗分明。典型的国画画风。单凭这份画工，不是民窑精品就是官！”
秦立都没上手，只一眼就看出了此款笔筒的不凡，典型的“一眼真”瓷器。